20世紀末期以來的信息技術革命,已經深刻影響到當下每一個人。最直觀的體會,當然就是智能手機帶給我們生活的便利。一部手機,不僅能完成最一般的實時交流功能,它還可以整合生活、學習、工作和娛樂等多項需求。然而,在享受信息技術帶來變化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更深刻地認識信息技術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顛覆性影響。

梁春曉,阿里巴巴副總裁

  互聯網發展的三個階段

  從信息技術的視野出發,人類的技術,無非就是兩類,一類是信息技術,一類是其他技術。廣義的信息技術,是人類傳播信息的手段、技藝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廣播、電視等傳統手段,當然也包括當下滲透人們生活之中的互聯網。信息技術在人類的發展過程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們將今天稱之為“互聯網時代”,但實際上依然低估了互聯網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互聯網時代”的意義,可能并不亞于兩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由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化進程,重塑了人類社會,塑造了影響人類社會兩百多年的學科劃分、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而在今天,在互聯網的影響下,工業時代以來產生的基本社會結構和政治形態,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帶來的不僅僅是工業體系內單一技術的升級,而是推動了技術創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術群——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無人駕駛、區塊鏈、比特幣等等。這些技術大都是基于互聯網而發揮作用的,但它們會對人本身的存在方式產生影響——不論是物質生活還是觀念理想層面。在這樣強大的力量推動之下,原有構成工業社會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識產權等等,它們所指向的內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它們能否繼續以傳統定義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經是必須認真直面的問題。

  從互聯網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觀察,互聯網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基礎技術的創新,如基站的建設,門戶網站、手機逐漸普及等等,在中國這個階段大概發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個階段,是基于互聯網的商業創新,在中國的標志性現象是淘寶、支付寶的出現,隨之涌現出一大批嶄新的商業模式和嶄新的企業。現在中國市值最大的兩個公司騰訊和阿里巴巴,就是這種商業模式創新的標桿。

  到今天,互聯網開始進入基于互聯網的社會創新的第三階段。

  這個第三階段的重要標志就是“互聯網+”開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互聯網行業所涌現出來的很多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聯網行業這一范圍,全面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展,逐步具有全社會的普遍性意義,并開始深度改變人類的社會形態。

  互聯網重塑生產結構與社會結構

  在思想方法層面,互聯網也給予我們一種重新認識人類社會的視角。如果我們從一個極其簡化的模型來看待人類社會,可以發現它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節點,一個是連接。所謂節點,包括人、組織、村莊、工廠、國家這些實體,而聯結這種節點的各種各樣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訪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現在的打電話、上網、微信等等,都可以視為是連接。

  今天,我們為了充分認識互聯網對人類物質生活的深刻影響,必須關注其對生產結構、社會結構的重新塑造:互聯網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義了基礎設施、生產要素和協作(分工)結構。

  首先,互聯網催生了新基礎設施。原來的基礎設施,是人們所熟知的、產生于工業時代的鐵路、公路、機場這樣的交通設施、公用設施。今天的基礎設施,其內涵進一步擴展和演變,云網端、云計算、互聯網智能終端以及人手一個的智能手機,都成為新的基礎設施。

  其次,互聯網催生了新的生產要素。原來我們講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等。而今天,數據正逐步成長為一個新的、而且至關重要的生產要素。現在很多互聯網公司之所以能獲得巨額估值,主要價值依據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數據。數據有可能超越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等,成為最有價值的生產要素。

  最后,互聯網催生出新的協作結構。我們社會原來的協作(分工)結構,產生于大工業時代的產業鏈分工體系和市場體系。但是,產業鏈體系和市場體系都存在著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資源、制造基地和市場在時間、空間層面的隔離與不平衡,會產生高額成本,也會受到規模限制。而互聯網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動大規模協同與共享,或者叫大規模協作與共享。這種協作方式,遠遠超過傳統的分工與合作結構。

  要突破實體空間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線上與線下的對接與協同。而數量超過億計的超大規模的協作,必然引發生產、交易、消費結構的質變。此種大規模協作、協同的模式,突破了工業化時代以來的傳統分工結構、市場結構,影響極其深遠。這些影響,在今天也還只是初露端倪,在未來還會逐步顯現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個新要素,是我們理解當下經濟和社會形態的關鍵。以2017年的爆發性成長的共享單車為例,如果沒有新的基礎設施——即沒有基于大數據的數據挖掘、數據分析能力,沒有大規模協作的基礎,這種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現的。

  我們把此種新的經濟形態稱為共享或者分享經濟,說明它的經濟形態已經超出了以所有權、使用權為基本概念的經濟學內容。分享經濟有三個重要的特質:第一,它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第二,它需要大規模參與;第三,它要依靠數據智能匹配。

  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現共享單車?因為那時還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的智能終端(智能手機),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的移動互聯網,沒有現在這么便利的移動支付。

  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和新協作結構,正在對現在的經濟結構產生深刻影響,某種意義上正在重新定義我們對一二三產業的傳統劃分方式。傳統意義上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一個橫向分工的概念。人們按照生產環節進行產業劃分。種麥子可以稱之為第一產業,把麥子磨成面粉則稱為第二產業,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則屬于第三產業。

  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橫向劃分顯然出現了無法歸類的問題。比如,按照傳統歸類方式,理發屬于第三產業,移動網絡運營商也是屬于第三產業——天差地別的兩種行業卻屬于同一產業。而如果我們繼續以歸類方式來作為我們經濟統計、政策制定的依據,一定會遮蔽我們對現實巨變的認識和理解。傳統的一、二、三產業的劃分已經開始失效,它已經很難刻畫出當下的產業結構特征。

  要正確描繪當下的生產結構形態,我們就不能固守橫向分工的舊視角,而是必須關注隨著互聯網時代而來的縱向結構。

  什么叫縱向結構?我們現在要觀察和定義一個企業,不能像過去那樣分析它處于何種生產環節之中,而是應該分析它處于什么樣的生產層面之上:處于最底層,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可以稱之為基礎設施行業,中國移動就是新時代的基礎設施行業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處于中間層面的,是平臺行業,平臺掌握數據,非常關鍵,淘寶、滴滴都是此種意義上的平臺;最上層,可以稱之為自由連接體,它是可以隨時連接、隨時自主形成的各種商業實體與社會實體。

  自由連接體可以直接面對市場,響應市場發展,它可能是小微企業,也可能就是個體。隨著社會的發展,無論是在供給端,還是在需求端,越來越多個體從原有的組織、體制、體系中脫離出來,成為半游離狀態,他們彼此之間可以進行自由聯結、組合,產生出無數種可能性。

  未來也許超過一半以上的年輕人,都不會加入任何一個固定的組織,而是成為這樣的自由連接體的終端。最近,在一個高校所做的關于大學生就業意向的調查中顯示,95后的大學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選擇畢業以后不就業——不考公務員,不到公司做職員,而是以自由連接體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也可以同時是作家/出版人/學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連接——以后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說是“斜杠人生”了。現在,此種自由就業狀態的人越來越多,這必然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就業問題。

  這一切都說明,技術變革引發商業模式變化,商業模式變化引發市場生態變化,市場生態變化引發組織變化,組織變化又會帶來對人的能力的需求的變化。互聯網帶動的社會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是全方位的。

  互聯網重塑知識體系與治理體系

  為了應對變局,引領變局,我們必須改造自身的知識結構,重塑我們的治理能力。

  在農業時代,人類知識積累的速度非常緩慢,慢于人類年齡增長的速度,這意味著年長者的經驗對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長者天然擁有知識上的權威。而當我們進入工業時代,知識增長加快,年輕人擁有的知識未必比年長者少,家長經驗和知識權威的有效性,面臨學校體系競爭,也受到教育層次較高者的挑戰,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對老一輩人知識權威的現象時有發生。

  在今天,互聯網時代是個信息大爆炸時代,知識的代謝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輕人相對于年長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識。信息時代的新知識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響家庭結構中的父母權威。比如,面對一個智能設備,現在的一個兒童幾乎不用看說明書,稍加摸索就能熟練運用,而家長卻還是按部就班地依賴說明書指導,并且未必能掌握——這是他們自身成長過程中的經驗帶來的限制。當此類的挫敗不斷出現時,家長的權威就會出現問題。學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傳播速率問題,學校教材往往剛出版就已經落伍。老師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是其他老師,而是以整個互聯網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進一步,此種趨勢影響到的不僅僅是學校和教育體系,還影響到傳統的知識分布方式、知識體系、知識結構和意識形態架構。近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就已經面臨過類似的沖擊,產生于農業文明時代的本土知識體系被以工業化為基礎的西方知識體系顛覆和替換。而到了今天,這種知識體系的顛覆和替換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沖擊、觀念沖擊、倫理沖擊可能更為劇烈。

  面對由此而來的觀念混亂和意識形態危機,我們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過去,重新擁抱農業文明的知識經驗,而是面向未來,直面挑戰,在互聯網時代重建自身的知識體系。

  與此同時,互聯網給新時代的治理帶來了新的難題。面對生產結構的變化、人類和信息流動性的劇增、社會復雜性的幾何級數增長,我們無法延續傳統等級化、科層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須探索網絡化條件下新的治理形態。

  我們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聯網的條件下,多元主體的平等價值訴求不斷高漲,而且日漸難以靠壓制和無視的方式加以應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聯網時代的治理可以視為是一種網絡化的治理形態:不是像過去一般依靠一個中心來進行控制,不是依靠一個政治精英團體來維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個中心來分層地進行控制。

  當然,在我們看到互聯網給社會治理帶來沖擊的時候,也要看到,互聯網自身內在的一些技術特性,也為這樣的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可能。我們不能簡單地重復單邊形式的管理模式,而是要善于利用互聯網的技術特性,要更為重視開放、對等、公平的原則,盡最大可能實現大范圍的公眾參與,創造出互聯網時代的新公共性。

  我們要創造的治理形態,是所有角色都是對等、平等、開放、連接的治理形態,是可以不斷激發不同人的創意、創新、創造力的治理形態。這是一種生態化的治理,是多方協同的治理。

責任編輯:qi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