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是國務院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深入總結近年來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成效,分析存在的問題,部署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放管服”改革重點工作,加快政府職能深刻轉變,促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剛才,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和浙江省政府主要負責同志作了發言,下面我講幾點意見。

  一、“放管服”改革是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內生動力、釋放內需潛力的戰略舉措,必須堅持不懈向前推進

  “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一場重塑政府和市場關系、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近年來實現經濟穩中向好的關鍵一招。上屆政府成立之初,我國發展面臨極其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貨幣量化寬松、財政赤字大幅增加的強刺激政策,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面對這種局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著力深化改革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動能。我們一方面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努力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宏觀環境,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始終抓住“放管服”改革這個“牛鼻子”,著力減少政府的微觀管理、直接干預,放手讓企業和群眾創業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放管服”改革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脈相承,是“放開搞活”歷史經驗的延續和發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豐富實踐的重要內容。四十年來,我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對資源配置起輔助性作用到“起基礎性作用”,再到“起決定性作用”。對如何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深化。我們感到,盡管經過多年不懈努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場關系發生很大變化,但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依然干預過多、管得過死,有些方面又管不到位。上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部門各類審批達1700多項,企業投資經營和群眾創業辦事門檻多、手續繁、成本高,嚴重抑制市場活力,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要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切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必須抓住簡政放權這個關鍵,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深化政府自身革命,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2013年,我們提出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作為“當頭炮”和“先手棋”,承諾五年內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壓減三分之一,實際上僅用兩年就實現了這個目標;2014年強化放管結合,2015年又將優化服務納入其中,形成了“放管服”三管齊下、全面推進的格局,改革綜合效應不斷顯現。同時,“放管服”改革作為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和革命,牽一發而動全身,有效帶動了價格、財稅、金融、社會事業等領域改革,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深入。

  當初有人擔心,“放管服”改革見效慢,甚至是隔靴搔癢,以此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能否及時、管用?實際上這是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環節入手,是觸利益、動格局的改革,就工作而言,看似是“小切口”,實則“大成效”。就像當年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聽起來似乎是從具體事開始,但由于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只用兩三年時間,就把長期困擾我們的吃飯問題解決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放管服”改革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效。

  一是“放管服”改革激發了市場活力,對穩增長保就業發揮了關鍵支撐作用。過去五年,我們大幅削減行政審批事項、企業投資核準項目,徹底終結非行政許可審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同時大幅減稅降費,由點到面推開營改增,出臺中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取消、停征、減免1100多項中央和省級政府行政事業性收費,推動降低用能、物流、電信等成本,累計減輕市場主體負擔超過3萬億元。簡政減稅減費并舉,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產經營成本,不僅促進了已有市場主體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大量新的市場主體。五年多來,各類市場主體數量增加近80%,目前已經超過1億戶,其中企業3100多萬戶,實際上很多個體工商戶也在朝著企業化方向發展。市場主體增多且日益活躍,有力支撐了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特別是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五年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人以上,每年都超過1300萬人,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和登記失業率都降到了多年來最低水平。就業是民生之本、發展之基,有就業就能創造社會財富,就能增加收入,就能帶來新的消費和投資,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二是“放管服”改革帶動了創業創新熱潮,加快了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我們在簡政放權的同時,加強和創新事中事后監管,對新興產業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為其成長留下充分空間。“放管服”改革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緊密結合,激發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創業創新潛能,促進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深刻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年均增長10%以上,網上購物、物流快遞等以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長。同時,許多傳統產業也在改造提升中煥發出新的生機。目前,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一、對城鎮新增就業的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二,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0%左右,服務業已占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經濟結構呈現加快優化升級的良好態勢。

  三是“放管服”改革促進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提升了開放型經濟水平。“放管服”改革致力于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許多改革舉措也是擴大對外開放的舉措。同時開放也倒逼了改革,二者互促共進。我們先后在上海等省市設立11個自貿試驗區,最主要的舉措就是從簡政放權開始。自貿試驗區在很多方面第一個“吃螃蟹”、率先突破,比如負面清單管理、“證照分離”、“一照一碼”等,大多已在全國復制推廣。“雙隨機、一公開”監管,也是由海關先行探索,進而在全國推開的。幾年來,我國營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大幅躍升,利用外資規模穩居世界前列,培育了國際競爭新優勢。

  四是“放管服”改革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廣大群眾有了更多獲得感。我們始終聚焦企業和群眾反映突出的“辦事難、辦事慢”、“多頭跑、來回跑”、“奇葩證明”等問題,力除煩苛之弊,大興便民之舉,營造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環境條件。這使人民群眾有了更多就業創業機會,社會縱向流動通道進一步拓寬,也有效調動了社會投資積極性,增加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更好滿足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五是“放管服”改革推動政府職能發生深刻轉變,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顯著提升。通過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政府把大量不該管的事項交給市場或社會,把生產經營和投資自主權還給企業,工作重點和更多行政資源從以審批發證為主轉向創新宏觀調控、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和提供公共服務,長期存在的重審批、輕監管、弱服務得到很大改變,在破解政府職能缺位、錯位、越位問題上探索出了一條新路,政府管理理念在進步、管理方式在變革、管理手段在創新、管理效率在提高,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逐步形成。同時,“放管服”改革從源頭上減少了權力尋租問題,推動政府工作人員改變與審批發證相伴的“看家本領”、轉向提供優質服務,促進了依法行政、廉潔從政,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

  “放管服”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效,關鍵是順應群眾期待、遵循經濟規律、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放管服”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放權于地方,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各地結合實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探索出許多獨具特色、深受企業和群眾歡迎的好經驗好做法。比如,“證照分離”、“不見面審批”、“一枚公章管審批”、“最多跑一次”、“一門式一網式”政務服務等等。這樣的創新層出不窮,不勝枚舉。過去各地推動發展,往往是比硬件條件、稅收優惠,現在更多比營商環境。我最近到地方調研發現,一些中西部省份主動對標沿海發達地區營商環境,通過為企業提供更優服務、幫助降低成本來吸引投資。發達地區也在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實踐證明,哪里的“放管服”改革搞得好、哪里的營商環境改善得快,哪里的市場活力就強、發展勢頭就好。很多部門也主動作為,在便民利企方面推出了不少群眾受益、社會認可的舉措。

  總的看,“放管服”改革帶來一系列綜合效應,激發了市場活力、增強了內生動力、釋放了內需潛力,為人民群眾辦事創業提供了便利,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與高質量發展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期盼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一些政府部門仍然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企業投資經營和群眾創業創新仍然深受顯性或隱性準入壁壘之苦、行政許可和變相審批之累。監管不到位和監管亂作為并存,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侵犯知識產權等問題還比較多,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尚未完全形成。公共服務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一些部門和單位辦事手續繁瑣、隨意性大,群眾和企業不滿意。我國營商環境在全球仍處在中等水平,其中辦理施工許可、獲得電力、跨境貿易等指標排名比較靠后。轉變政府職能任重道遠,決不能有“差不多”、“歇歇腳”的松懈思想。

  本屆政府任期的五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關鍵的五年。我們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并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好頭、起好步、打好基礎,“放管服”改革依然是重要抓手。

  這是妥善應對風險挑戰、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需要。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未來五年必須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抓好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我國發展仍有保持穩中向好的基礎和條件,同時也面臨許多新的嚴峻挑戰。當前最大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還是來自外部。雖然世界經濟總體上復蘇向好,但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調整及其外溢效應帶來變數,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起伏,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這將給我國發展帶來多方面影響。國內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不斷顯現,一些風險隱患需要高度重視。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一方面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定市場預期、增強企業信心;另一方面要擴大消費和有效投資,挖掘內需潛力。這僅靠政府資金是不夠的,也不可能再搞強刺激,根本上還是要在改革上下功夫、在體制創新上下功夫,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紅利。要抓好“放管服”改革,把市場活力最大限度激發出來,把人民群眾創造力最大限度調動起來,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提高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鞏固和擴大經濟穩中向好勢頭。

  這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要靠創新驅動,要靠結構優化升級,這些都離不開深化“放管服”改革。只有進一步破除各種束縛創新發展活力的桎梏,讓億萬群眾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才能使我國經濟走上依靠創新提質增效的發展路子,從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邁進。高質量發展是靠公平競爭來實現的。只有通過加強監管促進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才能防止劣幣驅逐良幣,讓無效低效產能特別是“僵尸企業”退出,實現市場出清,使資源得到高效配置和利用。

  這是面向全球打造競爭新優勢的需要。當前全球經濟貿易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這很大程度上是營商環境的競爭。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我們要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優勢,必須對標國際、在優化營商環境上取得更大進步。我們不僅要吸引外資,也要留住內資。市場主體最終是會用腳來投票的。人才往哪走、資金往哪流、項目在哪建,說到底取決于哪里的機會多、障礙少、效率高、服務好。這要靠實實在在的發展環境特別是營商環境來比拼,“放管服”改革正是破解發展環境中各種“痛點”、“堵點”的利器。

  這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盼的需要。“放管服”改革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重要體現。廣大群眾既是消費主體,也是投資創業主體。通過“放管服”改革,既能夠讓廣大群眾放心消費,也能夠促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快成長,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滿足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個性化消費需求。同時,面對手中有余錢、心中有夢想、腦中有創意并擁抱互聯網的新一代投資創業主體,必須通過“放管服”改革,為創業創新降門檻、減稅費、除煩苛、拓空間,讓大家有更多機會在廣闊市場中大展身手、創造財富,依靠自身努力改變人生命運、實現人生價值。這也是新時代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和要求。

  各地區各部門一定要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認識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更大決心、更強力度、更實舉措推進這項改革,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責任編輯:hongqiong